玩創校長:教育與情緒發泄的藩籬

當孩子或者學生犯錯,作為家長或者教師,一定要斥其非,指出他的不是,這是每一個關心孩子成長的成年人都必須要做的事情。但大家可曾見過,有家長會在街上歇斯底里地怒罵孩子?到底成年人是在發泄自己的情緒,還是在想幫助孩子糾正行為呢?這兩者之間的分別在哪? 試舉一個例子:有學生忘記帶功課,老師指斥他時說:「你為何不帶功課?」、「為什麼又忘記帶功課?」或是「不是提了你很多次嗎?你一次又一次忘記帶功課」等。大家認為,這位老師是在宣泄自己的不滿情緒,還是在教育學生呢? 我們可從幾個角度分析。 重複消極發問無助糾正 首先,當孩子做錯事時,若我們只是不斷地重複問他「為什麼」做這件錯事,表面上好像是真的想了解背後原因,但實際上孩子很難回答的。假若他知道自己為何不帶功課,他就不會忘記帶吧!其次,我們會很容易在學生面前覆述他曾犯過相類似的錯事,如說「你上星期又忘記帶」、「兩個星期前又忘記帶」或「我昨天明明提你了,你今天又忘記帶」,這種重複,只能讓孩子知道自己仍然沒辦法改善好,基本上與糾正行為沒有關聯的;再者,我們會重複說些消極沒意義的發問,例如:「你要我說多少次才記得呀?」、「為何A同學記得,你又不記得?」 這樣看來,老師說這些話都是在「發泄情緒」,而不是幫助學生改變行為的方法。 即使可以改變,也不過是孩子不想你再在他身上宣泄情緒而作出改變。這種「情緒勒索」,並不能真正改善到孩子的行為問題。 提出方案 與改善行為有關聯 但如果從教育學生的角度出發,大致可以分成三種做法。第一種是「正增強」,即跟孩子說「你今次忘記帶不要緊,但下次你記得帶時,我會獎你零食或者小禮物」,這種方法有助孩子提升動機,他會為獎賞而作出改變;第二種是「負增強」,即剝奪孩子喜歡的或是既有的利益,如說「因為你忘記交功課,所以罰你沒有小息時間」、「你今天不可以去公園玩」或者「不買你想要的玩具」,孩子會因為害怕失去他們的權利或喜歡的東西而改善行為。 說到這裏,我當然想提出更有意義的方法,就是注重改善行為方案的關聯性。 意思是,我們是否可以提出建議或要求孩子做某些行為,而那些行為是與需要改善的行為有關聯的呢?舉例跟孩子說:「你可否做個計劃表或者清單提醒自己交什麼功課?」或「你可以畫一幅四格漫畫提醒大家都要執拾好需要帶的東西嗎?」通過這些有意義或具相關性的行為,孩子就會明白到,自己做錯事所引伸的後果是會影響別人的,因此他們不是為了不被責罵或得到獎品而去作出改變,而是由衷地作出改變。 作為成年人,我們實在需要檢視一下自己如何處理孩子犯錯的態度,以免把情緒化的打鬧變成了合理化,甚至變成一種反射條件:當孩子一做錯,我們反射性的把一些說話或一些行為發泄在孩子身上。當孩子做錯時,我們發脾氣,其實他們不會看到自己的錯處,他們見到的,往往只是成年人罵他們的醜態。這樣,根本於事無補,也無助塑造孩子成為一個有良好品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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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創校長:把家中枱角包起來,對孩子最好?

做父母永遠將子女的安全、健康及快樂放在首位,這亦是當父母的最重要責任。為防止家居意外,我們會為剛學爬、學行的孩子裝上安全圍欄,不讓他們進入廚房、陽台等地方;到孩子兩三歲時,又會把家中的枱角、牆角甚至是櫃門都安裝上防撞膠邊或安全鎖,以免孩子走動時撞到頭;我們甚至害怕子女劖刺或被粗糙不平的東西弄傷,於是竭盡所能,把他們生活中會接觸到的東西磨滑整平。上述為子女所預備的,絕對是正確無誤;但長遠而言,家長把孩子成長路上一切負面、危險、不快樂的都統統除去,這又是否最好的安排呢? 為孩子除去所有障礙未必最佳 記得曾經看過一部以未來科技為題的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其中一集講述到只要在孩子腦中植入芯片,家長就能全方位以孩子的視角,掌握他們每天的所見所聞及所經歷的任何事。劇中的母親為曾經走失的女兒植入芯片,用作追蹤定位,還設定了把色情、暴力及血腥等不想讓她看到的場面打格,使到影像及聲音模糊。於是在小女孩整個成長階段中,她從來沒有看過或聽過這些負面事情,得到了比任何人更「快樂」的童年。劇情結局甚為諷刺,小女孩因為在母親極度保護和監視下成長,長大後根本無法適應現實環境,甚至做出自殘自毁的行為,完全偏離了母親當初保護女兒的本意。 本文不是鼓勵父母把家中保護兒童的安全措施全部拆除,或讓子女看暴力血腥的畫面。事實上,在孩子心智未成熟前,過早讓他們接觸負面情感、經歷創傷,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我很想家長一起反省深思,在子女的成長路上,從不讓他們經歷挫敗、失望、分離,童年時從來沒有跌過痛過,這是否就對子女最好呢? 陪伴面對挫折與困難 我們重視給予孩子體驗學習的機會,這並非說要刻意讓他們失意、受挫敗或者受傷害。而是父母、師長只要在安全情况下,陪伴孩子面對挫折,經歷困難便好了。否則,即使確保了小朋友在孩提時代沒有任何「不快樂」,也難以保證他們將來工作及在漫長人生,能完全避免遇到困難和失敗。 試想想, 這值得父母好好反思。 作者簡介:一直致力實踐教育創新,當過浸信會天虹小學「白武士」5年,把它從殺校邊緣挽救回來,成為教育界佳話。 教學網誌:FB.com/mrchuclassroom 文﹕朱子穎(德萃小學及漢師德萃學校總校長)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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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創校長:校長當Yes Man容易,但最可怕

經常有人問我究竟當學校校長最困難、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校長最難的工作是怎樣做到「平衡」,作一個天秤去量稱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老師、家長及學生不同的意見。 我經常說不是回應家長訴求及面對老師,亦非幫學校尋找資源或提升學校的知名度,校長最難的工作是怎樣做到「平衡」,作一個天秤去量稱不同的持份者,包括老師、家長及學生不同的意見。 當一個校長,經常要跟教職員通過校務會議、科務會議或閒談中了解及聽取老師眾多的意見。老師總因着工作上的掣肘、時間有限或資源分配等等,提出許多要求。處理老師不同意見,對校長而言,並非最難。畢竟,學校的架構上無論怎樣改變或更新,校長在管理層的頂部,很容易處理有關不同意見或資源上的分配。 平衡家長想法最困難 校長最困難的地方,其實是要平衡家長的想法。當每天站在學校門前,與600多個來自不同背景家庭、不同看法及不同世界觀的家長,為着他們所愛、所關心的子女角度出發,與校方爭取及表達意見時,每個家庭大多是將自己孩子的情感及喜惡放在首位,專注了孩子短暫個人成就及優缺點上。這個時候,作為一個校長,如果只是站着做一個Yes Man,來者不拒,任何家長的意見我們都遵從,這是最容易的處理手法。 因為Say Yes可以最快停止家長的要求,最快讓自己可以返回校長室,繼續自己案頭的工作。但為什麼這是最可怕呢?因為這等同放棄自己所持守的教育價值。 一份對教育的「堅持」 就舉一個最新的例子來說,新加坡政府剛剛宣布一個新政策:從2019學年開始,取消小二的年終試、小一和小二平日的所有考試測驗及中一生的年中考試。而2021年底前,也陸續取消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年中考試。有關政策指是經深入研究後,證實可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減少考試導向的重要及優化教育成效。如果這些教育政策在香港推行,或落實於香港的學校,估計會遇到很多教師及家長的反對聲音,我認為最困難的,就是一份對教育的「堅持」。 盧梭在1762年《愛彌兒》早已描述這個Say Yes的狀態:「我們對童年一無所知,而也正因為我們對它的錯誤認知,我們愈受教育,我們就愈偏離正軌。」 若真正愛我們下一代、真正為香港發展好的話,究竟教育是要停留於今日着重學生的操練及成績,單一以公開試成績來判斷一個人的價值?還是我們要跨一步,預備我們的孩子,使香港能面對未來的挑戰,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跟家長及教師Say Yes很容易,但作為校長,更應該堅持發展下一代教育的真正需要,提升學生的軟實力,包括溝通、協作、創意、公民義務及建立關愛的心,讓教育改變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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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黑猩猩為孩子選校 可能比你更好?

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 全球低收入國家中,完成小學畢業的女孩百分比佔多少? A. 20% B. 40% C. 60% 2. 全球一歲以下已接種疫苗的兒童的百分比佔多少? A. 20% B. 50% C. 80% 大家不要搜尋資料,你的答案是怎樣呢? 根據世衛及聯合國資料,答案如下:全球低收入國家中,有60%的女孩子已經接受小學教育;全球80%一歲以下的兒童已經接種疫苗。 不知你選擇了哪個答案,又會否覺得疑惑:這個世界的貧富懸殊不是很嚴重嗎?不是很多非洲兒童因飢餓而脹起肚子,每60秒過去就有很多人死去嗎?不是很多男女不平等的低收入國家,女孩子需要做童工、做兒童媳婦,女孩沒有自由嗎? 美國人只有10%答對第二題…… 我並非在談論世界變得和平變得平等的議題,而是想分析我們對這個世界觀感和認知是怎樣的。假如你剛才答錯了,其實並不孤單,因為根據Gapminder Test 2017統計,美國人只有10%答對第二題;瑞典人較好,有11%答對。當然我們並沒有在香港做一次有系統的統計,但我認識有兩個群體,比美國人和瑞典人答得更好。第一個群體是動物園中的黑猩猩,如果你找1000隻猩猩回答這兩個問題,牠們答中的機率應該是33.3333%;另一個群體就是我們的K3學生,他們可能因為喜歡「A」這個英文字,又或者覺得80%的「8」字很有型,所以選有「8」字的答案,那麼答中率也是33.3333%。 世界資訊多 致歸納兩極化 大家細想,我們憑過去對世界的經驗和觀感判斷出來的答案,可能比兒童或黑猩猩的選擇更差,到底是什麼原因?原來人類本身有一種很厲害的本能,在其他動物界別中都找不到,這就是「歸納」的能力,我們能夠透過觀察世界事物,分析不同的數據,整合資料後,快速地對「相同模式」的分析作出有效歸納,幫助我們更快速作出決定。 學歷愈高,上網愈多資料,對資訊的掌握更加牢固時,反而直覺出現兩極化,甚至更無知。 然而,當這個世界資訊愈多,我們學歷愈高,上網瀏覽愈多資料,對資訊的掌握更加牢固時,反而導致我們天賦的歸納直覺出現兩極化,甚至變得更加無知。 網上資訊放大恐懼 造成這種情况可歸納成兩種原因:第一、現在的資訊澎湃,我們極容易從電視媒體或網上KOL中接收偏見的資訊。這些資訊總會放大某些恐懼,刻意放大一些可令人渴望追看下去的元素,投射出一些「世界變得更差」、「再不努力做好,世界會完結」、「飲咖啡可以致癌」、「飲咖啡又可美顏」的現象;第二、來自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教育是由上一代的老師,按他們兒時的學習方法,將他們的世界觀描述給學生。然而,我們的教育如果只是約定俗成,純粹把紙本知識傳授給學生,結果紙本知識由印刷到成書,再到學生記憶學習時,已經過時了。 今年超過5.8萬個K3學生家長,正在惆悵為自己子女選擇升讀哪所合適小學。試細心想想,如果只單靠媒體或直覺歸納該校是否適合子女的話,你的選擇會否比黑猩猩的33.3333%選擇更好呢? ■文:朱子穎(德萃小學及漢師德萃學校總校長) 下期預告:楊永明(保良局陳守仁小學校長)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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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考試就如向視光師說謊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有驗眼經驗,因為單是近視率而言,以人口密度計算,香港已高踞全球約第一、二位。當然,這篇文章並不是討論現代香港人眼睛健康問題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有何差異,那屬於醫學文獻;今日想和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去驗眼時向視光師說謊,到底會怎樣呢? 驗眼經驗是這樣的:你發現看東西時有點模糊不清,不知道自己是老花還是近視,於是我們會到眼鏡店找視光師,期望通過驗眼,找到一個合適的眼鏡度數來矯視,讓我們能看清事物。驗眼能否準確有效,就視乎你與視光師之間的互動。視光師會專業地用不同儀器和檢測圖,轉動眼科儀器上面的鏡片,檢驗及揀選合適的度數鏡片。這時候,大家都知道視光師通常會問你:「清楚看到氫氣球嗎?」、「看小屋仔清楚嗎?」、「能讀出第三行英文嗎?」,而你一定會如實作答,因為你明白通過這過程能找出自己眼睛需要改善的地方。視光師會因着你檢測的情况,以他的專業向你建議,如需要配眼鏡與否,是老花還是近視等等。 背驗眼字母表 答對又如何? 細心一想,考試和驗眼有什麼分別呢?我們明明想通過學習讓孩子獲取更多的知識,甚至啟發他們有更多新的想法。而考試和評估就有兩個基本功能:一是資源分配,如考大學或升中呈分試,都需要通過此過程來分配資源。故除了小五六及文憑試外,考試的主要功能就如驗眼一樣,是希望檢測到每個學生有什麼不同需要,而作出合適的學習安排。 小朋友能把每行很小的英文字準確背誦出來,把第三行文字全都答對了,那又如何呢? 然而,我們發現,今日的考試制度或以考試為主導的學習方法,可以比喻成你在驗眼時向視光師說謊;又或你在驗眼前,竟然是花了很多時間去背誦及溫習,將那有大有小英文字的檢測表背熟才去驗眼。結果如何?沒錯,當視光師轉換不同鏡片作檢驗時問:「你能讀出第三行英文嗎?」小朋友能把每行很小的英文字準確背誦出來,把第三行文字全都答對了,那又如何呢?小朋友的近視、遠視或者散光問題是否解決了呢? 我們有需要在驗眼時欺騙視光師嗎? 我們有需要在考試時欺騙「評估目的是找出小朋友真正需要而加以支援」這做法嗎? 忽視考試意義,誰受苦? 不考慮評估的存在價值到底為何的時候,受害的、受苦的會是誰? 今天,考試制度主導了我們的學習,情况十分值得正視和反思。經常出現一些說法:「這些課題都不考,為何要花時間去做呢?」其實,大家要認真想想,今日我們再以「考試」這概念作主導、強迫把資訊倒進小朋友的腦袋去,而不考慮評估的存在價值到底為何的時候,受害的、受苦的會是誰?如果我們看不到考試及評估真正的意義,結果,我們會輸掉我們的下一代。 文:朱子穎(浸信會天虹小學校長) ■下期預告:陳敏儀(香港培道小學校長)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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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在學校為何掉眼淚

小孩哭,是平常事。 孩子到了六歲左右,大致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緒,明白在社交場合上,不該在別人面前哭來表達自己的情緒。既然孩子在小學已明白不應該隨便就哭,那為何還會在學校哭呢?藉此文,我嘗試歸納當中的一些原因。 喊包型須學習理性訴求 第一類是「喊包型」。他們哭是一種條件反射,以為一哭,成年人會立即妥協或者回應他們所求。這類小孩,這裏不多加討論,他們在家慣常用哭鬧來向父母爭取想得到的東西,因此在校也會如此。當老師遇到這類哭泣的孩子,自然會教導他們明白,不應以「眼淚」作手段來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幫助他們學習用理性而非情緒化的方法爭取所求。 恐懼型怕被罰 教師宜勸誘 我會問:「你害怕校長和你說的話而哭?還是你很後悔自己做錯的事?還是我們冤枉了你呢?」這樣一問其實是一個「出口」,讓他們解釋自己做這錯事是否有其他原因。 第二類是「恐懼型」。在學校,有時學生犯錯,老師會用恐嚇來改善學生行為。過程中小朋友因為太害怕,就會哭。這類哭,老師和學生都有責任。老師尚未與學生開展對話,他們已因害怕被罰而哭;當老師真的懲罰他們,他們更會嚎啕大哭。作為老師,我們須留意採用恐懼處罰來改正小朋友的行為問題,其實意義不大。小朋友最終記着的,只是自己做不到成年人期望後所承受的恐懼。這樣「嚇」孩子,他們心靈所受的傷害其實很大。反而,教導孩子明白學校容許犯錯,只要知錯能改,承擔後果,以一個正向的方法令孩子改善行為,應更有意義。我個人經驗,通常在處理這類哭泣的孩子時,我會問:「你害怕校長和你說的話而哭?還是你很後悔自己做錯的事?還是我們冤枉了你呢?」這樣一問其實是一個「出口」,讓他們解釋自己做這錯事是否有其他原因。當學生邊哭邊說時,我們會聆聽,還會盡量誘導他們說:「你後悔自己做錯事而哭,其實是可以的。」讓他明白老師的提醒,不過是想改善他的行為,讓他做個更好的人。 觸碰心靈型 最有教育意義 有時盡了力都未必得到成果,讓他們轉化這種動力到未來要面對的種種不如意或困難上...... 第三類「觸碰心靈型」。這些眼淚,在教育上可能是最有意義。教育並非只是書本或單單知識的傳授,是需要觸碰孩子的心靈,而「觸碰點」其實要老師刻意營造。例如老師說一個感人的故事,通過故事讓他們領悟到人生的哲理,明白「分離」、「承擔」或「付出」等人性真善美;讓他們體驗到人生有時流淚並非只因不快樂,也有因感動而流的一刻。如經歷一場我們曾付出無數汗水的比賽,最後還是贏不了,這時,老師跟學生賽後檢討分享,告訴他們,有時盡了力都未必得到成果,讓他們轉化這種動力到未來要面對的種種不如意或困難上。這時,當孩子聽到老師的話,流下的眼淚,正正是因他們心靈得到觸碰,這也是最美麗的學習畫面。 作為東方人,我們總是認為校長和教師是嚴肅的,但「喜怒哀樂」乃人正常情感的表達。即使作為校長的我,都經常在學生、老師、甚至在公眾面前流下眼淚。但我流的眼淚,能和小朋友的心靈觸碰,這也是教育小朋友明白「同理心」的一個重要的學習。 文:朱子穎(浸信會天虹小學校長) ■下期預告:陳敏儀(香港培道小學校長) [Happy PaMa 教得樂 第2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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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為何答案只得一個

香港嘻哈音樂組合農夫(Fama)的歌曲《答案有三個》有一句歌詞的確發人深省:「為什麼都有十萬個,答案又點止一個。」以嬉笑怒罵的方法指出了教育的問題。 單一答案成學習目標 學生在課堂上舉手回答自己的見解,或非教師的標準答案,總是會被教師視之為有行為問題的學生 以「單一答案」成為學習的目標,已是香港及許多華文地區普遍的現象。我們將「學習」收窄成為得到一些老師預設的答案作為學習的目標之一。最簡單的現象,在於大部分家長對子女在校內學習的期望。如家長放學時會問子女:「你今天上課有沒有舉手答問題?」認為學生積極在課堂舉手答問題,便是良好的學習表現。但大家細心想一想,教師在上課時問學生的問題,其實是否真的在「發問」?是否真的想知道學生心裏的想法及答案?其實教師所發問的,往往只期望學生回答自己所想的標準答案。縱然是在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教師亦非想知學生心裏所認知的答案,也並非想知一些連教師也未知的答案。學生在課堂上舉手回答自己的見解,或非教師的標準答案,總是會被教師視之為有行為問題的學生,甚或會向家長投訴,指學生在課堂所答的答案是破壞其他同學的學習氣氛。結果,學生被成功訓練為講教師所喜歡的答案,自小明白在成人世界「虛偽」的生存之道。 這情况於「做功課」所見更甚,特別在數學科的功課中,縱然學生以不同方法計算出題目的最後答案,但因為步驟和運算過程並無採用該課題教師所教的方法,教師很容易便判定學生是錯。當「考試」時,「單一答案」衍生的問題更加嚴重。在小學有很多供詞填充的評核,教師會特意提供預設的生詞,來規限學生的答案,但某些試題,尤其是一些選擇題,卻令人啼笑皆非。我曾閱覽一份小學一年級常識科的考試卷,考核課題為「規律的生活」,大概內容是教導小朋友要早睡早起,作息定時等等。考卷其中一條選擇題如下: 「我們要過着(樂趣/規律)的生活。」 但當學生選擇「樂趣」這答案,是會評改為答錯時,那究竟我們的教學出現什麼問題呢? 學編寫程式突破平面思維 「編寫程式」基本上就是一項非「單一答案」的訓練,着重培訓學生能「從錯誤中學習」。 要將「單一答案」這教學方法全面實施於所有學科上,看來在今日的香港不是太大可能。其實,我們也可以通過一些小步的思維訓練讓學生突破「單一答案」這種平面思維的學習。如通過教授學生編寫程式的運算思維,就可以走出「單一答案」這學與教的死胡同。「編寫程式」基本上就是一項非「單一答案」的訓練,着重培訓學生能「從錯誤中學習」。當學生在編寫程式碼時,未必會在全部程式碼編寫完成前才進行整合運算,試看看運算後能否得到他編寫時所期望的答案。當學生發現第一次運算並不能成功地執行他們預設的目標時,他們會不斷嘗試,這正是「運算思維」訓練學生非採「單一答案」的一種技巧。 說到盡,「從錯誤中學習」才是我們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面對困難的WD-40潤滑劑——這有名的潤滑劑正正就是在錯誤了40次後出來的一件產品。今天,我深信幫助我們的孩子「從錯誤中學習」,一定比教導他們只懂「單一答案」的價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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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以教師專業 教學生踏單車

如設一道情景題,要香港學校的教師,用教育的專業來教一名小朋友踏單車,我看,這個孩子基本上很難學得懂。 考聽說讀寫 唯獨無實戰 用學校的情景來教授踏單車,我估計老師會在八月新學年開課前,為一年的「踏單車」課程編排「教學進度」。老師首先會在一年四次考試中設計踏單車的筆試或評估,然後花很多時間開「共同備課會」,設計出許許多多的教案和教學法,並用很多課餘時間整理成很多份doc文件,為的是讓教育局外評到校時,向官員證明學校有教過學生踏單車。 踏單車的第一課,並不是讓學生坐上單車練習,而是先要學生閱讀很多有關單車的文章,寫作很多有關單車的作文;每周安排一次中英文有關單車生詞的默書,把「齒輪」、「煞車器」等用詞在詞語簿抄四遍,但學生仍未試過一次騎單車。 說到踏單車的評估及考試,老師明顯更加胸有成竹,老師會製作很多踏單車步驟的筆記,在評估之前的課堂裏,讓學生用熒光筆把重點間下來。教師會把踏單車考試卷設計成寫作、答卷、口試及聆聽四份分卷。作文部分要學生寫一篇踏單車見到風景的描寫文;答卷最厲害,佔的分數較多,分為選擇題、填充題,以及簡短問答題,在選擇題要學生答很多關於踏單車應有態度、香港交通規則及踏單車對世界的影響;填充題要確保學生懂得如何書寫有關單車的生字;在簡答題學生需要簡答踏單車如何紓緩香港交通擠塞問題;口試卷較為簡單,學生只要有禮貌及以朗誦般的抑揚頓挫口音來回答教師的問題就可以了;聆聽卷比較有趣,學生要在聆聽卷中細心聆聽單車手的對話,並把一些單車手的電話號碼記下來,顯示學生專心聆聽聲帶的信息。 就算一名孩子,他明明可以坐上單車踏得很好,但因為他語文書寫能力不足,無法在文字為主的考試中及格,學校不但不會承認他懂得踏單車,更認為他是一個懶惰的孩子 只要學生在這個考試中考到90分或以上,雖然孩子仍未坐過上單車的椅子,但學校的老師可以肯定學生已經學會踏單車,不過我會懷疑這批老師自己從沒有踏過單車。就算一名孩子,他明明可以坐上單車踏得很好,但因為他語文書寫能力不足,無法在文字為主的考試中及格,學校不但不會承認他懂得踏單車,更認為他是一個懶惰的孩子,整天心散只顧出外踏單車,沒有盡力溫習,安排補底課要他把單車的生字抄多幾遍。 說到這裏,大家心裏都明白,學習踏單車最好的方法是讓孩子騎上單車,然後爸爸或媽媽花數小時陪他們慢慢用雙腳往外撐出去,再教他們踏步衝前加速,兩腳一蹬開始踏。雖然不同的小朋友進度不一,但只要肯嘗試肯努力,孩子一定可以學曉平衡,然後學懂騎兩輪的單車。 現今學習「以需要為本」 反而我更相信,今日的網絡世界將所有人的想法和構思連繫一起後,共同建構了一個無限大的知識庫 以踏單車來譬喻學校的課程,當然複雜程度相差甚遠,但這譬喻讓我們明白,中國人存有一種「學滿師」的概念,總認為學習如同上山修行武功那樣,需花十年八載沉浸修煉此等絕學,待滿師後下山才可勇闖江湖。然而,今時今日的「學習」已無必要這樣。即使我們成年人平日要學習一項新技能,大多是「以需要為本」而行事。比方說你剛買了一部麵包機,因而才上網瀏覽有關焗麵包的資料或技巧,慢慢學懂所需知識。我們再不會先參加20小時的課程學習使用麵包機才買。因為科技將知識都放到「雲端」上,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透過網絡尋獲所需知識。我不相信教師或學校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將世界所有的知識整合在學校課程當中,反而我更相信,今日的網絡世界將所有人的想法和構思連繫一起後,共同建構了一個無限大的知識庫,讓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下一代能在這無邊的知識庫中翱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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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等了14年的電子書包

先說說我自己推動電子書包的小歷史,一切說回2004年,由我當時服務的一間小學開始。當年我有機會參觀一個教育科技展覽,當時試用了一部配備觸控筆的全功能手提平板電腦。這支筆讓我開始思考教育科技會否因為輸入裝置而改變。當時所有學校都是為學生預備電腦,再讓學生上學時使用的,我們可否反其道而行,推出一種方法,好像學生會自行購買自己的文具、自己的簿冊及教科書回校一樣,請家長為學生自購一部有觸控筆的手提電腦帶回校使用呢?於是,我與當時服務的小學校長商議,在四年級推動學生自攜個人手提電腦的電子書包計劃,就這樣,我們成為香港自攜電子書包的第一班。 不需特定型號 資源聚焦教學 所以我決定以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電子書包概念來推動計劃 2012年我轉職至另一所小學,當我再次要負責推動電子書包計劃,我在思考,當年的電腦型號及款式已經日新月異,每月也推出新的設計及產品,真的需要特定的電腦型號,才能放進班房促進學生學習?所以我決定以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電子書包概念來推動計劃。BYOD計劃的概念,是讓教師安排相關電子學習課堂活動,學生便把家中擁有的一部輕便電腦帶回學校使用。由於學生所帶回的電子產品是其家庭所購買,無論是Windows、iOS或Android作業系統之產品,均可於課堂學習活動中使用。基於香港大部分家庭均擁有平板電腦等產品,學校不需花大量資源投放於學生一人一機之上,學校反而可以集中人力物力,重新定義學生的學習需要、學習活動概念、教學策略等,以充分實現學生一人一機的嶄新學習模式及無縫學習等學習元素。 不同價格電腦 同等教學平台 我們真的要放棄這批學生,使他們得不到公平的學習機會嗎? 發展至2013年,我擔任了浸信會天虹小學的校長。當時天虹的校情非常嚴峻,很大部分的學生是來自低收入家庭,如果完全使用天虹學生家庭的資源來推動電子書包計劃,家庭經濟狀况欠佳的學生根本負擔不來。我們真的要放棄這批學生,使他們得不到公平的學習機會嗎? 當時我深信,世界是可以通過教育而改變的;貧富懸殊的情况,同樣可以通過我們改變教育來改善。我假設全港最富有家庭的孩子,正在使用一部很高規格的平板電腦到一個網上平台,學習新的知識;但只要香港最窮困的孩子,即使使用的未必是一部最新型號的平板電腦,但只要有網絡,只要他身邊的教育工作者能夠提供學習機會,他也能用自己的電腦,到同一個網上平台學習同樣的知識,這樣的話,下一代的世界會否變得不一樣? 資助基層學生 打破貧富限制 無論貧富,學生也可利用自己的電腦,在校在家上網找尋資料,大大增強學科知識 所以來到天虹,我們在2013年推出「一個都不能少」電子書包計劃,顧名思義是讓每一個學生都有公平的學習機會。無論家庭背景如何,學生也能同等地擁有一部屬於自己的電腦,並讓它成為每天的學習伙伴,儲存每一節課堂的學習資源及歷程檔案。最後在多間科技公司的支援下,天虹的學生只需一次過付出900多元,或月供約80多元,便可擁有一部全功能的平板電腦。無論貧富,學生也可利用自己的電腦,在校在家上網找尋資料,大大增強學科知識,雖然我們不能保證每名學生成績突飛猛進,但卻一個都不會少,給予每人公平的學習機會。 2018年2月,香港政府終於落實推出支援貧窮家庭學童電腦學習計劃,資助10.2萬名有需要的中小學生購置平板電腦,上限為4500元,金額包括電腦產品費用、其他基本配件,以及3年產品保養,這正是印證了「一個都不能少」電子書包計劃的前瞻性,以及原來只要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信念,終有一天,雖然是等了14年,終可以對社會有一個正面的影響,讓更多孩子得到公平的學習權利,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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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Say:起動香港新職業:Teacherpreneur

英國牛津大學在2013年發表論文,列出了最容易被人工智能(AI)所取代的職業,當中包括資料輸入員、銀行融資職員、金融機構櫃台人員、會計審計、零售收銀、服務侍應及的士司機;而最不容易被AI取代的職業則包括醫生、教師、時裝設計、電子技術人員、通訊工程師、律師、作家、軟件工程師、數學家和導遊。不同人對「消失的職業」持有不同的態度,有的反對AI出現,因這是取代人類的源頭;有的則認為更應善用AI來使人類進步。 其中的一個詬病,就是教師被訓練成等待上級提出政策,或只會抱怨沒有資助金額 在教育的課題上,大家很容易便把結論立見於讓兒童學會編程(coding)這個觀點之上,以裝備下一代具運算思維能力,善用科技去解決難題。下一代所需要的技能,是今天我們的學校,按照教育政策,通過有系統的課程編排,結合不同的教學方法及教學資源,再由教師執行方案來施教學生。這個龐大及複雜的系統,其實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了。教育系統的設計是「由上而下」,要推出一項教育改革極不容易,其中的一個詬病,就是教師被訓練成等待上級提出政策,或只會抱怨沒有資助金額、批改及行政工作繁忙而沒有空間去改變學與教,結果好的教育方案沒法發揮其功效。 教師+企業家 開發教學點子 另一個教育變革的問題,是大部分教育方案設計者都不是教師,當教師應用新教學資源及方法的時候,會發現由非教師構思出來的方案,不太切合教室的需要,所以構思者往往需要花大量時間,與教師調整及微調方案,結果浪費了雙方寶貴的教學時間。 Teacherpreneur是Teacher(教師)和Entrepreneur(企業家)結合出來的一種職業 要解決上述問題,我建議香港引入一種在外國新興的工作:Teacherpreneur。Teacherpreneur是Teacher(教師)和Entrepreneur(企業家)結合出來的一種職業。試想像一下,前線教師在班房面對最多問題,他們每一課節每一時刻,也是為學生解決教室裏的難題。如果有心有力有創意的教師,把自己在課室裏想到解決問題的點子,不但記錄下來,還把這個想法整合成方案並推廣出去,讓更多其他班級,甚至其他學校的教師去使用的話,「由下而上」的操作便能使整個教育系統變得更有活力。 Teacherpreneur需要比其他教師更具想像力,他們不但會創造新的教學方法,還會帶領教師們一同思考新的課堂文化,如何使目前的課程及教學變得更有意義,亦在Teacherpreneur最強的領域中,透過社交平台等公眾空間,表達對該教育議題的看法,或許這個時代亦會稱這些教師為KOL(Key Opinion Leader)。 最後的得益自然是Teacherpreneur的學生,同時設計出來的方案更具教學效能 大多數教師像我一樣都喜歡與學生相處,所以Teacherpreneur可以選擇同時在學校當教師,一邊繼續教學活動,一邊成為創業者建立自己的教育方案;更重要的,Teacherpreneur不必覺得自己受到任何限制,因為他可以同時在教室內外承擔這種混合角色,當責任變大時,自身的承載能力亦會提升,最後的得益自然是Teacherpreneur的學生,同時設計出來的方案更具教學效能。 教育經過不同時代的發展,是需要作出意識形態的改變,與其探究「教師」會否被AI所取代,不如教師們覺醒自身變革的需要,運用創新去解決教育各樣的問題,並與各行業結合,為教育提供更好的方案,期望有一天能影響教育政策的推動,真正通過教育來改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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